近期互联网等行业减薪裁员的消息时有耳闻，但宏观就业指标仍然表现强劲，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仍然走低。如何解释这些现象，2019年的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这些问题涉及到政策制定，并影响市场的走势。
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一场“大变局”。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 比如15-59岁人口自2012年开始下降，且下降速度有加快的趋势，2019、2020年预计将分别下降180和300万左右。另一方面，服务业快速崛起，变成了吸收劳动力的“大户”。部分生活型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如家政服务业由2015年的2330万人上升至2016年的2540万人。2017年我国参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7000万人，比前一年增加1000万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共有2100万人在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其中近400万是去产能行业职工。快递行业约有300万快递员，而外卖有接近60万的送餐员。这些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新技术的推动，但也跟政策的支持有关，近年来服务业的税率下降较制造业更多，其中营改增的影响最为显著。
“大变局”不仅表现在劳动力的供需方面，还表现为几个结构性的趋势变化。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倾向都比较明显。90后蓝领第一份工作从事服务业的比重为30%，较80后上升了17个百分点；2017届毕业生进入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9.2%，较2013届下降了6.6个百分点。劳动力向低线城市转移也似乎成为了一种趋势，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率和留存率近年来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而蓝领在外出打工数年后也有“落叶归根”的现象，到外省务工的民工人数与在省内务工的民工人数的比率过去十年趋势性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基准情形下，2019年就业压力总体上不那么大，更多是结构性问题，而本轮“稳就业”的政策也主要聚焦供应端而非大幅刺激需求。预计2019年城镇就业市场的仍然呈现供小于求的态势。但结构性失业问题存在，其中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可能相对明显，但部分可通过继续深造来解决，实际上2018年选择继续深造的本科毕业生的比率较2016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左右。前几年发展迅速的行业(比如互联网)面临的压力也可能上升，而部分制造业仍然面临“招工贵”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政府一方面是通过“四万亿”刺激需求，另一方面是从供应端解决问题。而本轮“稳就业”的重点在供应端(比如对不裁员的企业提供税费优惠)，而非大幅刺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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